“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用这几年最时髦的话来说，那就是用理性的启蒙驱散可鄙的愚昧，这个是那个、额，那个艾路埃大师说的对吧？”
见到胖商人说着还卡壳了，于是多哥多的钟铭很有礼貌的帮助他补充道：“阿鲁埃导师，现在是供奉了，5年前那场《理性与野性》的演讲我就在现场。”
“哎呀，阿鲁埃导师的高徒啊，怪不得一看就是做南蛮贸易的料”，胖商人听了后拍手称赞，此时刚刚从大学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钟铭一点也不像一个正常的大学生，而是有从事抢劫这份很有前途工作的样子。
“既然是阿鲁埃供奉的高徒，那一定能更加清楚清楚的体会到进步的意思，所以既然其他什么都在变，这捕奴的方式不变可不行啊，小哥知道捕奴是怎么个操作吗？”
钟铭知道这是胖商人在有意考校自己，捕奴如何个操作，大多数参与过的人能说出个理所然出来，但是想要说的形象具体，至少得带过一个小队，毕竟基层捕奴人员只需要靠着一身蛮力就够了，队长才会知道的更多。
那么钟铭一个未成年怎么能当队长呢？别忘了捕奴行省管理制度混乱，而钟铭人高马大一脸凶相，正常人根本猜不到他还没成年，再加上家学渊源也让钟铭不至于一头雾水的入行，所以混了近十年以后，也偶尔带带队。
别看钟铭才刚刚毕业，他每隔几年都会重温旧地去筹学费，毕竟虽说大学有奖学金，但作为悉伯最优秀的大学，还是很勉强的。于是校方也许了钟铭休学重去捕奴的告假，只要钟铭能跟得上学业，而结果嘛，优秀毕业生可不是浪得虚名。
所以钟铭对捕奴的具体流程，就像是自己使用双手一样熟练，更不用说大学图书馆中有关捕奴的书籍几乎都被自己扫了一遍，所以钟铭不但可以跟胖商人说今天是如何捕奴，还可以借用《“捕奴”溯源》这篇论文介绍过去捕奴的历史。
“捕奴”这个词汇有着悠久的历史，往前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悉尼刚刚建国的时候，那时贵族们就喜欢带着军队外出捕捉奴隶来充当自己的劳动力。
只是随着时间流逝，城市人口慢慢增多，关是平民数量就让城市无法承受以后，“捕奴”行动的次数便开始慢慢降低，即便是那些新开拓的领地，贵族们也更愿意从国内迁徙移民来这里耕种，而不是捕获桀骜不驯心怀不满的野蛮人。
所以当野蛮人对国家没用以后，“捕奴”便成了被废弃的死词，仅在古书中见到，而蛮人也成为文明国家的“三害”之一，各国之间没有互相交战的时候，军队便靠与蛮族作战来保持战斗力，并将蛮族驱除出边境。
一直到迪马开启了被婆利古命名的工业化以后，各行各业所需求的劳动力几乎每天都在增加，很快城市的流民就被扫荡一空，乡间农民虽然通过圈地运动反复扫荡，可是一是效果不佳，二是当时仅有两省之地的悉伯还得倚重农民，不敢做的太过分。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捕奴”这个词汇便开始复苏，即捕捉蛮族充当工人，当然最初的时候，捕奴只是自发的、不成规模的行为。
悉伯可以“捕奴”的地区基本都在南方，因此捕奴又被委婉的称作“南蛮贸易”，之所以说基本都在南方，是曾经有短暂的去北方进行过捕奴，那就是牛顿出生地林可镇所位于的艾希雅朵。
雄伟纵横的那罗山脉曾经帮助菲氩阻拦悉伯整整一百多年，而南北走向的那罗山脉四周皆是不易开发的山区森林，其中最大的一片就是靠近北海岸的森林，那里居住着不少的蛮族，不过反正等到钟铭出生的时候，那里的蛮族已经全部被捕获的一干二净了。
“捕奴”复兴以后真正迎来第一波高潮，是到“徽章泡沫”破裂以后，大批破产的市民跑到南方去，起初是为了躲避债务，之后利用地理优势开始接受本土的委托，捕获奴隶运回本土卖给工厂。
不过第一次高潮跑过去的猎奴者，混出头的非常少，因为这波人说得好听是流民，说得难听是“暴民”，不给国家纳税的那种，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祭坛，没有祭坛的话，蛮族的诅咒与瘟疫，让这批猎奴者每年的死亡率高达70。
但是也正是要感谢这批猎奴者，正是他们筚路蓝缕的开荒，修建了基础的土路，开拓了小型的殖民据点，才为后来新一批猎奴者奠定基础，也就是钟铭七世祖多哥多这批人，这批猎奴者才是真正奠定捕奴事业的奠基者。
在多哥多这批人参与捕奴以后不久，有着官方身份的塔乌戈查也开始资助捕奴，用于捕奴的“塔乌戈查型灵门枪”在2508年应运而生，而在2510年时他更是推动悉伯官方承认捕奴事业，那些捕奴站点被正式设立为有祭坛的城市。
接着到2515年时，《塔乌戈查法案》的公布，标志着捕奴事业正式规范化，捕奴行为被迪马（当时还是悉伯的首都）规定为“劳动力中介行为”，而悉伯也不存在奴隶问题，那些被捕获的奴隶被称为“契约工人”。
对于《塔乌戈查法案》名称更改规定的成效如何？从将近两百年后钟铭与胖商人的对话中也可见一斑。
不过实际从业者对其不感冒是一方面，而确实更改了蛮族奴隶们的前途也是另一方面，起码如今有理论上的出路了。
根据《塔乌戈查法案》中其他的相关规定，“契约工人”属于特殊工人，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