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认为“不学礼，无以立。”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
历代儒家莫不将礼看成修身治国屡试不爽的法宝。
儒家最高的理想国莫过于“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但此理想难于在现实中建立，退而求其次，即为“天下为家”的小康之世。
以此达到“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已”的目的。
与此同时，儒家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区分上下贵贱尊卑，维持等级制度，孝亲尊君，进而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君主。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代统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将礼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指导原则。
孟子“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而在人性中孟子强调仁、义、礼、智四端，并将礼看成体现仁义，进而实现“王道”的重要途径。
荀子吸收诸子百家思想，认为礼是治国安民之本。他说：“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所以他的礼法一体论为统治者所崇。
礼治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调整社会、治理国家，无外乎两种主要手段，即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中国古代治理国家，两者兼用，以后者为主，二者的结合融通，即为礼。
诚如近代学人章太炎先生在其所著检论中言：“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
中国古代的“法”有多种含义，但常用是指刑，尤今之刑法、刑罚。
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刑被礼所包容，刑即礼的一部分。
礼不仅具有道德教化的作用，而且具有法律意义，人们的行为违礼即被视为触刑。
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聘射之礼废，则诸侯之行恶而盈溢之败起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众矣。
二者功用有别，目的一致，礼是灵魂、统帅、总的原则，而刑则是礼的条文化、具体化。
西汉至清末，刑虽成为独立规范体系，不再为礼的一部分，但与礼比较，刑仍处于从属地位。借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礼为“体”，而刑为“用”。即所谓“礼法合一”。
中国古代以农为主，工商业不甚发达，由此导致古代法律规范体系是诸法合体，刑重民轻。
但这不能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事法律规范，只不过是没有形成独立的民事法典而已。那么，社会上大量的民事法律关系用什么来调整呢？
一部分由刑法调整，更大部分，特别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户婚土田”所谓“细故”，直接用礼来调整。
自西周以来，用礼调整社会成员的身份、财产、继承等重要民事关系。
中国古代地方上司法与行政合一，而地方行政长官自隋唐以后绝大部分来源于科考。
他们饱读诗书，深谙礼的规范，因此以礼断案，驾轻就熟。诚如近人蔡元培先生所言：“我们古代有礼、法之别。法者，刑法也而今之所谓民法，则颇具于礼。”
综上所述，礼治作为一种治国模式，它高居于其他模式，如中国传统的“法治”和治国手段之上，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倾向。
大唐，正是一个以礼治国典型例子，自科举来，礼法，已经在慢慢的渗入华夏乡土。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礼杀人，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礼，其谁怜之？
后世的理学，存天理，灭人欲，再后来的以礼杀人，恐正源于科考以后，以礼断案的儒生。
姬长安其实正在试图改变科举，年前，姬长安开了一次恩科，不过效果其实十分的不理想，由于没有殿试殿试始于唐高宗，所以姬长安并没有考校过那些秀才，但是姬长安看了那些试卷，就头疼。
全部都是老成持重之语，曰礼曰仁曰德，没有一个合姬长安心意的。
而且可能是因为时间太短的缘故，姬长安的不拘一格，任何人都可以考试的命令，简直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姬长安没办法，只好下令，这项命令长期有效，然后就丢到一边了。
现在，姬长安只想让诸子百家的人过来了。
大概还有几个月的时候，诸子百家的人应该就能到，姬长安倒是十分的期待。
姬长安开口吟道：“安得百家诸子，开辟璀璨文明，师从孔孟言，德效老庄经，公孙尹文非马，韩非商鞅尊法，兵谋孙家语，连纵间苏秦，阴阳五行邹衍，市贾不贰许行家子所兴，文韬武略，有慕中华士，不辞来朝！”
姬长安已经可以想象那种场景了，儒家为皮，法家为骨，道家统治信仰，墨家制造器械，兵家统兵，名家与纵横家合纵连横，游说天下，农家提高粮食产量，家强健人民精神
姬长安想建立一个伟大的，万世不易的帝国，这是始皇帝的梦想，也是所有皇帝的梦想，更是姬长安的梦想。
姬长安相信，迟早有一天，这件事情，不会再是梦想，而是真正的现实。
长达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