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心头一惊，顷良田的契约这可是大手笔，他为官多年，也不过是数十亩田而已，这王爷为了拉拢一个御史，竟举手便以十顷田相赠出，这种大手笔还真是不一般人能做得出来，其实陈刚也知道，这不过是投献而已，这种风气在洪武之初，面对洪武爷的雷霆手段，倒是无人敢动这个心思，永乐后，偶尔有之，一旦被朝廷查出来，也是被治罪的，所以这种风气并没有流行，直到永乐后期，这种风气才在朝廷大官之间慢慢流行起来，到了洪熙年间，碍于皇帝性子柔和，许多官儿一直秘密进行这种风气。
所谓的“投献”，在投献一方，有“妄献”和“自献”两种；在“纳献”一方，有皇族、戚畹、功臣和官绅。“妄献”，系指庶民田地被“奸猾之徒”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自献”，系指庶民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而本身沦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投献”而“纳献”，表面上两相情愿，但在虚伪面纱掩盖下的是当官的仗着权势，对穷苦百姓的无情剥夺而已，其中尤以皇室、亲王、外戚、勋臣最是厉害，大明皇帝名义上，对大明的土地有绝对的支配权利，而亲王、勋戚享有田土受赐权。朱元璋建国不久，即赐亲王、勋臣、公侯、丞相庄田，又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充禄。后来，由于“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诸功臣不加禁戢”，因此于洪武二十五年“给公侯岁禄，归赐田于官”。但是中叶以后，不仅恢复了赐田制度，而且越演越烈，“或赐或请不可胜计”。勋贵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说经过洪武一朝的法律宣扬，法律条文上也有明确的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由于贵族的权势，法律很难执行。勋贵“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的弊病，这种弊端在洪武一朝就有发现，为了避免这种弊端，朱元璋在洪武初年的《大明令》禁止投献：“凡民间赋税，自有常额，诸人不得于诸王、驸马、功勋、大臣及各衙门妄献田土、山场、窑冶，遗害于民。违者治罪”。
洪武五年《戒敕功臣铁榜》也严禁“功臣之家受诸人田土，及朦胧投献物业”，规定“凡公侯之家，除赐定仪仗户及佃田人户，已有名额报籍在官，敢有私托门下，影蔽差徭者斩”。
此后，又在《大明律》重申：“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若功臣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俸给一半，三犯全不支给，四犯与庶人同罪”。朱元璋是个细心的人，他怕这些法律不够完善，而百姓也不得知，所以他在自己亲自制定的律法《大诰》中严加禁约，迫于他的手段，这种风气在洪武一朝得到了很好的遏制，可世间的事情无绝对，就好比朱元璋不希望太监干政，可大明后期嫣然是太监帝国，就好比他一直希望六部对皇帝负责，不设宰相，可后期的大学士已俨然以宰相自居，所以他不希望朝廷有投献之风，只可惜天不遂人愿，这种风气，从永乐后便开始露出了端倪，永乐忙于修北京、编修《永乐大典》、下西洋、出兵蒙古、迁都北京城，对法律条文上的诸多松弛，以至于后期，皇亲国戚、朝廷高官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因此洪武一朝体现的弊端，也慢慢凸显了出来，因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所以一些无力耕种的百姓，便将土地奉献了出去，因是自愿的，所以皇帝也不好制止，如此一来，原来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所以永乐后期，不仅仅是皇亲国戚做这个营生，便是朝廷的大小官儿也这么做，慢慢就形成了一股风气。
而在这股风气中，那些百姓，庶民土地所有权的被剥夺，给他们造成了无尽的苦难，没了土地，他们可以不必向朝廷里徼纳税粮；但被投献之后，却要向新的所有者缴纳苛重的籽粒、地租，并且由自耕农降为庄佃、佃户或奴仆。若说税收倒也罢了，无论是有田还是没田，总要上交，可服役就比较麻烦了他们必须一身二役，要同时对朝廷和纳献者承担各种服役，可谓苦不堪言，其实不仅如此，部分百姓、庶民为了逃避重役而“自动”投献的那部分农民来说，虽然摆脱了朝廷差役，但替代的是对贵族官豪的封建义务和更强的人身依附，其艰难处境同样不会得到什么改善，而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没有投献的百姓来说，天下赋税这么多，而纳税的人却是变少，如此一来，负担急剧加重，这也是到明中期后，一直困扰大明的一个重大问题，因赋税和差徭是朝廷赖以存在的两大经济支柱。但是由于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国家控制的土地和民户锐减，以至形成“邑无王民”，“皆乡官之户”的严重局面。这种局面从后期的弘治就被许多有忧国之士指出，比如弘治年间，太常少卿李东阳疏称：“臣窃见甸畿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辄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夫天地之物，固各有主，生齿既众，地岂有遗。故凡以空闲为请者，皆欺也。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