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在各县设立“水次仓”，建立明确管理责任；设立“纲运簿”，对收到的夏粮、秋粮、加耗等，分别填写明细收支单据；三是设立“加耗折征例”，明确加耗标准。如：规定“秋粮一石加耗七斗”，这是第一年的标准。以后，根据实际消耗，再逐年减少，到加五为止；四是缩短民夫运送漕运的路程。漕粮运到瓜洲、淮阴后转交军运，加耗粮也交给军方。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民力。——这些措施得到朝廷批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整个漕运进入了正规。
采取了这些措施，苏州农业生产逐步恢复，逃走的农民纷纷回家，经济得以发展，当年的赋税得以如期缴付。但还有历年欠赋，如果都缴粮食，困难很多。况钟提出：以“金花银”或绢、布交纳税。由于江南地区的农民除了生产粮食以外，还生产丝绢、棉布等纺织品。以绢、布折交，可以减少农民田间劳动负担。这也是一个开创性的建议。在明代初年，朱元璋不允许用金或银等贵金属作货币使用。，因此，使用“金花银”的规定，也就开辟了官方承认银子进入货币行列的先例。这一建议也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四万石漕粮改折为一百万两白银，既补交了赋税，又极大减少了民役负担，这看似是一件体恤百姓的举动，但他还是看出了些倪端来，只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果然，朝廷竟不顾太祖定下”寸板不许下海”的规矩，愣是开了海禁，重下西洋，兴盛市舶司，消息随机传遍大街小巷，这样的消息，自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了，而他的目光却落在了市舶司上。
所谓物以利聚，这几年他能对苏州只手遮天，说到底还是一个“利“字，因有这个”利“字，他能轻易的收拢魏国公，能让苏州的商家听从自己号令，米价他可以说多少涨多少，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他都能一口定下价格，苏州之所以还在他手中，说到底还是利还在，可朝廷开了海禁，下了西洋，兴盛市舶司一切就不好说了，先说他们的利益有一半会去了朝廷的户部，再说他们可以公然去海上，可无论是船只、海上都难以与朝廷的宝船相比了，所以无论是在货物的价格上，还是在数量上，他们都要低上好几个等级，这个还不算海上的风险，郑和的宝船上光是船队所属的两万七千多人部队，这可不是豪门能比的，更别说他们还有前后六次下西洋的经验，无论是技术上，与西洋诸国贸易都有莫大的便利，如此一来，运回的货物多不说，花的成本低，除去朝廷市舶司收取的税收，价格上还是低的很，就是寻常百姓也能买得起，且货物齐全，反观苏州的这些豪门商家，大多数能足见几只商船也就不错了，多一点也就是十几至船头，有百来人飘洋出海，不说人数上太少，就是海上航行时间过长风浪险恶，十艘船中只有八艘能到达到西洋诸国，能与这些国家获得贸易已属不易懂，有时候弄不好就要血本无归，如此一来，他们的货物花费诶的成本就高，卖出去的价格上也就高了许多，再扣除市舶司的税收，事实上他们的利润就不多了，没了这个利益，不说那些商贾会不满，就是其他商贾也不会投入其中，他为苏州布局多年，自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可朝廷已不顾祖宗规矩，开了海禁、重下西洋，这是大势所趋，他一个被去了兵权，囚禁的藩王，自没有这个能力去反抗，但让他坐以待毙这不是他的性格，一番商议后，他做出了决定，想要抱住苏州各大商贾的利益，继续维持苏州的乱，法子只有一个，不得让朝廷在苏州开市舶司，没了市舶司，少了朝廷应得那一部分，如此一来这个”利“还在，就不怕这些商贾不乖乖的听话了。
这想法固然自是好的，可实施起来却不容易，先不说朝廷开海禁、下西洋、兴盛市舶司的指令已下达，苏州作为下西洋的重地，自不能避免重建市舶司的命运，单看况钟、周枕二人在苏州的一番作为，已有了这个苗头，周忱和况钟已推行了“济农仓”。就是把缴纳漕粮加耗后多余的米，以及在丰收年用平价购米储存，向富人劝借的米，清理豪富侵绝户田租所得的米等储藏起来，按县建立济农仓，在年成歉收时用作赈贷贫民，也在地方上有工役时以工代賑时支用。由于有了这种以丰补歉的济农仓，这法子一旦落实，从此“小民不知凶荒。两税未尝逋负”，社会得到安定，国家赋税也得到保障。那样一来，苏州离安定就不远了，种种不利，让他心急如焚，却又动弹不得，就在这时，老天爷帮了他一个大忙。
他虽是被迫整日与书本打交道，但骨子里也喜欢书本，无数不读，只可惜府邸书本着实少了些，二十几年的功夫，府中的书本也看了好几遍，手头除了有一本《茶经》还在研究外，奉命编辑《通鉴博论》二卷，《家训》六篇，《宁国仪范》七十四章，《汉唐秘史》二卷，《史断》一卷，《文谱》八卷，《诗谱》一卷，其他记载、编纂数十种也都写完了，没了皇命，又不管军务，诵读诗书的时间就多了，可经子、九流、星历、医卜、黄老诸术，戏曲看多了便也无趣了，便将目光放在了京城的《大明士林报》上，以他王爷之姿，对于这份报纸还是多有评价，无论是大明学风，还是郑和的《海航日记》都让他欣喜，与朝廷的邸报相比，这个《大明士林报》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