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朝会分为三种，大朝，朔望朝，常朝。
大朝只在正旦，冬至，万寿节（皇帝生日）以及特殊的日子举行，其性质是百官向皇帝朝贺，属于礼节性的，规模较大，在奉天殿（嘉靖改名皇极殿，即现在的故宫太和殿）举行。
朔望朝，每月的初一，十五举行，其性质如同大朝，也在奉天殿，只是朝贺，不讨论政事。
常朝，即我们大家经常所说的早朝，明代的早朝还有午朝，晚朝但因为并不是常态化，不多做解释，单说常朝，在奉天门（嘉靖时改名皇极门，即现在故宫太和门）处理政事。
有人可能要问了，常朝为何在奉天门举行而不是在奉天殿里，下雨下雪怎办？天太热怎么办？
皇帝是不会淋着的，皇帝的座位在奉天门门廊中。明初的时候上朝要求极严。朱元璋要求遇到雨雪大臣可以穿雨衣。朱棣迁都北京后由于太冷，早朝见辞官员行礼完，就摆驾右顺门的便殿，百官有事入奏，无事就去办公。至于为什么在奉天门举行，是因为周礼中天子“内朝”在路寝门之外。明太祖这样正是兴复周礼。
那么哪些人有参加早朝的资格呢？可以说凡是所有在京官员，不论官职大小一律有上朝的义务，来京述职的外省官员也必须上朝。所以说明朝的早朝是一件极其壮观的场面，一次上朝的人有上千人。据记载成化二十三年一次上朝的官员就达到了1118人。
“昧爽”时分，即天刚刚破晓之时，百官由午门进入。去过午门的朋友应该知道午门号称前三后五，从前面看似乎只有三道门，实际上还有两道不易被人发现的左，右掖门。其中中间的那道门为御道，只有皇帝能从此出入，御道两边的左，右两阙供当值的将军校尉等保卫依仗人员进出。文武两班官员分别由左，右掖门进入。
午门上的楼名“五凤”，设立钟鼓，由宦官掌管，也就是所谓的钟鼓司。天顺年间规定，楼上敲第三通鼓开二门，官军旗校先进入摆列依仗。鸣钟之后，列好队伍的文武官员由左，右掖门进入。
文武官员进入午门之后，先要在金水桥南按照品级站好队伍，等待鸣鞭，按次序过桥，直到奉天门丹陛之前，此时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两队相对而立，站在御道两旁等待皇帝到来。
皇帝的座位设在奉天殿廊内正中，称之为金台。待乐起，皇帝御门安坐，此时再鸣鞭，鸿胪寺唱“入班”左右两班走进御道，行一拜三叩头礼节。之后便进入奏事环节。
奏事时，预先先咳嗽一声，从班末行至御前，跪奏，奏事不使用口语，而是大声的朗读奏章。如果官员要承旨，要回答“阿”声音要拉长。
廷臣不分大小，御前奏事、承旨必跪，内阁大学士也一样。汉唐宰相三公坐而论道，北宋初已失去坐的资格，元明以降，大臣面君，均需跪奏。但明代有个特殊情况，公朝之上，一般由部寺堂官出班领旨，阁臣即便兼领部务，也例免廷跪承旨，这显示了对辅臣一种形式的优待。
奏对之际礼法最严，稍有不谨就可能遭到弹劾。小官登时面劾，三品以上官具本请旨。若过错不大，皇帝说：“饶他。”否则则命：“锦衣卫拿了。”——政事的表演可没有半分喜剧色彩——等到奏事完毕，即可以传宣退朝了
早朝对于皇帝的素质要求很高，皇帝要有极强的政治能力，才能保证在朝会中熟练处理政事。朱元璋在废除丞相后，最担心遭人蒙蔽，所以制定大规模早朝正是要体察民情，免受蒙蔽。除此之外，朝会对于礼仪要求严格，大规模的朝会也是从礼仪方面树立皇帝在臣民面前威仪的一项重要工具。
只可惜后来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因此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
但那已经是嘉靖后期崇道怠政之后的事情了，当前这个时期朝会还是有其存在意义的。
即位诏书早已明发天下——和遗诏一样，这两种分别代表着先后两任皇帝新旧交替的重要文件却往往不是由皇帝亲自拟就，而成了内阁辅臣施政的一件最为重要的工具——比如穆宗大行，遗诏本应由内阁首辅带领内阁辅臣共同草拟，结果张居正联手司礼监冯宝偷着便写了出来，将高拱排斥在外，导致高拱的势力大大受损，时间不久就黯然离开了京城（此事个中情由十分复杂，并非仅仅遗诏这一个原因，但因离主题太远，故不做赘述。）
说回到杨廷和主持发布的武宗遗诏和昨日颁行的新皇即位诏书，这里边同样没有朱厚熜插言的余地——除了改明年为嘉靖元年以外，这还是朱厚熜力争而来——遗诏主要是军队调防，安定军心以及裁撤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和释放囚徒，送归各地进献女子等事。即位诏书则是以皇帝的口吻革除了大部分新皇正德时期的弊政，所裁减的锦衣各卫所、内监局的旗校工役人数达十四万八千七百，节省漕运粮食达一百五十三万二千余石，那些宦官、义子及奉特别诏命而侥幸做了官的人大半以上被排除了。朝廷内外表面上称颂新天子是个圣人，私底下却称赞杨廷和的功德。
今天的大朝会其实就是走个过场，不仅仅是杨廷和父子，文武百官也认为短时间内朱厚熜不可能有什么作为。
静鞭九响